欢迎来到ag真人杀猪--Welcome!

网站地图  |  XML地图

.

行业新闻

主页 > 行业新闻 >

李裕群:天龙山东峰上层第3窟新资料

发布时间:李裕群:天龙山东峰上层第3窟新资料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36公里天龙山中,共有洞窟25个,开凿在东峰和西峰陡峭的南坡山腰间。其中东峰编号洞窟有8座, 即第1~8窟。另外在第2、3窟和第4、5窟上面还有4个洞窟,从东而西分别编为上层第1~4窟。西峰编号洞窟有13座,即第9~21窟。洞窟的雕造约始于北魏末至东魏时期,以后历经北齐、隋,到唐代达到了鼎盛。石窟遭受破坏前,绝大部分洞窟造像保存完好。

  天龙山石窟规模不大,但雕刻精美,形象生动,是北朝晚期至隋唐具有代表性的佛教石窟,在中国石窟雕塑艺术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惨遭不法之徒近乎疯狂的盗割,几乎所有造像头部都被盗运到域外, 有的造像甚至全身被盗。如今这些艺术珍品分别收藏于日本、欧美国家的博物馆或私人手中。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造像至今还下落不明, 有的则由于缺少石窟破坏前的图片资料, 而无法确认造像的归属。

  近年来, 笔者在收集天龙山旧图片资料时, 发现法国集美博物馆(Musee Guimet)收藏有法国人吉恩·拉蒂格(Jean Lartigue)考察天龙山石窟时拍摄的一组旧图片,时间是1923年10月14~15日。其中有4张图片所显示的背景可以判定属于天龙山东峰上层第3窟。这是前所未见的有关此窟的早期图像资料,对于复原此窟的造像题材、追寻其造像的去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此,这组旧图片蕴含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十分珍贵。下面就旧图片所示此窟造像的复位考证、部分造像的去向,以及洞窟开凿年代和所反映的唐代造像题材等问题,试作初步研讨。

  天龙山东峰第2~5窟上方有东西并列的4个洞窟(图一),没有纳入天龙山石窟统一编号中。1922年,田中俊逸调查时, 将上层洞窟从东向西分别编为:上层第1~4窟。上层第3窟位居第4窟之上、上层第2窟之西。窟口大致西南向,方位北偏东40°。由于洞窟位居悬崖上,不易攀登,所以早期诸多学者的调查只有田中俊逸的调查报告涉及到上层洞窟。根据田中氏的记录:窟内三壁各凿一龛,龛内残存有佛座和背光,原有佛和菩萨已被拿走,现存台座上安放着无首、双手残缺的佛和菩萨圆雕像,共9尊,其中佛像3尊,菩萨像6尊,高一尺五六寸(一尺等于30.3厘米),具唐代特点,菩萨中的半跏坐像肌体柔和,衣饰单薄缠体,手法写实。调查报告还附有上层洞窟平面图(图二)。遗憾的是,他的记录较为简略和笼统,且无图片资料与文字相对应,所以,长期以来,上层洞窟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虽然如此,田中氏的调查是唯一记录上层洞窟的文字材料,对于研究旧图片所示造像的复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根据我们的调查,上层第3窟是一座具有前后室的洞窟(图三)。前室平面横长方形,顶部雕成仿木式建筑前廊, 不施廊柱, 上有阑额、驼峰和撩檐枋。北壁正中开一圆拱形窟门(图四)。主室平面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式。面宽2.17、进深2.17、高2.37米。周壁设低坛基,坛基高、深均为0.18米。北壁龛高1.6、宽1.78、深0.41米(图五)。龛内造像均已不存。龛内中尊有桃尖形头光及身光,佛像部分的壁面向里凿进4.5厘米, 可见佛像头和身体的轮廓线米;下部应为高0.54米的佛座痕迹。主尊背光两侧有桃尖形头光。据此原龛内造像应为一佛二菩萨像。东壁龛高1.58、宽1.67、深0.35米(图六)。龛内原有造像一铺三身,均已毁。中尊残存束腰方座,佛像身后有桃尖形头光及背光;右尊残存圆形莲座,菩萨像身后有桃尖形头光。左尊莲座及头光均已不存。西壁龛高1.55、宽1.55、深0.42米(图七)。龛内原有造像一铺三身,现中尊残存束腰方座, 佛像身后有桃尖形头光及背光;右尊残存圆形莲座, 菩萨像身后有桃尖形头光。龛北侧因后代凿长方形门洞, 以通上层第4窟,故造像及佛座已无痕迹。

  以上是天龙山东峰上层第3窟破坏前及现在调查的情况。据此,经笔者比对,4张旧图片分别属于此窟北(正)壁和东、西壁。

  旧图片一(图八)所示为一平台,其上放置造像,从左到右分别为倚坐佛、坐佛和半跏菩萨,均为下半身。背景为龛内弧形壁面,其中心为一佛像背光,平台上没有雕刻佛座。台前有坛基。这与北壁龛现存状况相同,如所谓平台实际上是龛内的地面。北壁龛与东、西龛不同,龛内地面高出龛前坛基,而东、西龛地面则与坛基齐平,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二层坛基;又壁面中心背光的形制, 与现存北壁龛内背光一致,足以证明此图片背景属于北壁龛,造像放置在龛内地面。

  旧图片二(图九)所示为一佛像,坐于仰莲台上,莲瓣为单瓣,分上、中、下三层,佛像无首,缺右臂,左手施禅定印。身后挂了一块黑布作为背景,但佛像右侧有方形佛座的一角,此佛座角与东壁龛内主尊佛座一致, 由此可知,佛像放置在东壁佛座的北侧。

  旧图片三(图一〇)所示为一佛坐像,置于一方形座上,其背景为佛像头光和身光,佛座和背光特点均与本窟东壁相符。可以确定佛像放置在东壁主尊佛座上。

  旧图片四(图一一)所示为一半跏菩萨,半跏坐于圆形束腰座上,缺头、双手和左足。其背景为佛像的头光和身光, 菩萨左侧有一洞,通往另一洞窟(即上层第4窟),其特征与本窟西壁完全相符,可以确定菩萨放置在西壁龛主尊佛座束腰部分的圆柱上。

  以上旧图片已经确定其具体的位置,但根据田中氏的记录, 窟内三壁均为一佛二菩萨像,旧图片所示缺了四尊菩萨像,而且其中一尊佛像和一尊半跏菩萨上半身已毁, 这说明旧图片所示是曾经被盗过的现场。

  旧图片所示造像已非田中氏记录的原有位置,而且田中氏记录只有三尊佛像,却多出一尊佛像。因此,对于造像的原有位置还需要参考上层第3窟的现状,予以复位。

  此窟东、西壁尚存主尊佛座束腰及以下部分,束腰上面平整,应该在其上放置佛像(见图六、七)。那么,旧图片一所示倚坐佛腹部以上残,身着袒右袈裟,倚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双足各踩一小莲台。从正面完整的束腰须弥座看,不可能放置在东、西壁龛内束腰座上,因此,可以确定倚坐佛并非东、西壁主尊佛像,似应属于本窟北壁主尊像。

  在天龙山唐代诸窟中,主尊佛座主要有两种, 即圆形束腰仰覆莲座和方形束腰仰覆莲座,八角形束腰须弥座较少。东壁现存主尊佛座为方形束腰须弥座, 第一层上雕刻单瓣覆莲。旧图片三所示佛像明显结跏趺坐于圆形座上,可以排除。旧图片一中间一尊佛像,裙摆所覆盖的佛座上部略呈方形,转角为弧形,此特点与第17窟北壁方形佛座极为相似。因此,这尊佛像应属于东壁主尊像。

  旧图片二所示佛像结跏趺坐于仰莲台上,下层的莲瓣明显内收。这样,如果是束腰仰覆莲座,那么束腰部分应该很细,因此,并不能与西壁较粗的圆形束腰部分相配。旧图片三所示佛像结跏趺坐于圆形盘座上,此为束腰仰覆莲座的仰莲部分,佛座上披覆的布帛映衬出仰莲瓣,仰莲底盘宽大,正好与西壁圆形束腰部分相合,因此,可以确定为西壁主尊佛像。

  既然旧图片二所示佛像可能并非本窟造像,那么应该属于哪个洞窟呢?根据田中的记录,上层第2窟北壁帐形龛内原本依壁雕出的台座上放置一个与佛像一体的台座,佛像缺失头和双臂,身体高一尺五六寸(约45厘米),是窟内仅存的佛像,此尺寸与旧图片二佛像相差不多,而且右臂残缺。现龛内佛像已不存,仅见彩绘头光与残存依壁雕造的方形佛座。此窟的西壁近代凿有门洞,可通上层第3窟,在上层洞窟间移动造像应该很方便。因此,旧图片二所示佛像原可能属于上层第2窟北壁龛内主尊像。

  两尊半跏菩萨像, 一尊为腹部以上已毁,腹部有一圆形装饰,下有一道璎珞,菩萨下身着裙,右腿下垂,左腿盘起;另一尊无头,宽肩,颈下有项圈,装饰忍冬纹,并垂挂一短串饰。服饰特殊,内着僧祇支,外着袒右式袈裟。左腿下垂,右腿盘起。二菩萨姿态正好对称成一对,菩萨身下均有完整的圆形束腰座。而东、西壁南侧均有圆形座,据此可以否定。东、西壁北侧和北壁两侧没有像座,那么,这对半跏菩萨应该属北壁两侧或东、西壁北侧。

  1.法国集美博物馆(Musee Guimet)藏有一尊唐代圆雕坐佛像(图一二、一三),高50厘米,砂岩, 馆藏号:DOM M.RAABE.1962.MA2555。在展览说明牌中明确标示为天龙山造像。由于没有原位图片相印证,一直无法确定其正确的归属。此佛像无头,颈部凿一小圆孔,双肩宽厚,腰稍细。身着袒右式袈裟,右肩有偏衫,衣纹呈突起状,裙摆紧裹双腿,露出腿形。双臂残,右臂断处有一圆孔,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莲座残存上半部,披覆在莲座上的布帛显露出仰莲瓣。这些特征与旧图片三所示佛像完全吻合,因此,可以确定集美博物馆所藏佛像原属于天龙山东峰上层第3窟西壁佛像。

  2.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Nelson-Atkins Gallery,Kansas City) 藏有一尊唐代倚坐佛(图一四、一五),高50.8、宽30.5、厚21.6厘米,砂岩,馆藏号:32-65/2。展览说明中明确标示此像出自天龙山第4窟, 但第4窟窟内并无倚坐佛。按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图版28所示第4窟东壁倚坐佛, 实际上是第6窟东壁倚坐佛。纳尔逊美术馆展览说明的错误可能源于此。但第6窟倚坐佛下身现存太原晋祠,而且袈裟衣褶与此并不相符,由此可以否定出自第4窟或第6窟的说法。纳尔逊美术馆所藏佛像头已失,身着袒右式袈裟,宽肩细腰,右手上举,施无畏印,手指残;左手抚膝,倚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双足存。佛座有明显的斜面。佛像后面残留一定厚度的壁面。此像与旧图片一所示倚坐佛(图一六)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如佛像左手抚膝,施降魔印,裙摆垂覆于座前,两腿间的衣纹垂褶完全一致,特别是双小腿处靠近膝盖和脚腕上各有三道“U”字形衣褶,而小腿中间没有衣纹,这种特殊的衣纹表现方式不见于天龙山其他唐代倚坐佛像。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纳尔逊美术馆所藏倚坐佛像原属于上层第3窟北壁主尊佛像。至于上半身是否为原作还不好判断,至少此像经过许多修补,如右手后补、小腹部衣纹较原作少了一道等。古董商或收藏者对天龙山被盗造像进行修补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并不妨碍其归属的确认。

  本窟是一座雕造特殊、令人疑惑的洞窟。如北壁无像座,东、西壁各有两个像座,这种现象确实令人费解。田中俊逸认为:窟内原有佛和菩萨已被拿走, 现在原座上放置佛和菩萨像。也就是说,这些造像已经不是最初的,是后来雕刻后放置上去的。可是既然重新雕刻,为什么有的还要保留像座呢?原有造像去哪里了呢?这些都还有疑问。我们观察发现龛内造像背后雕刻很薄的背光或头光,属于典型的唐代样式,背光和头光的下缘是完整的,换言之,这些背光或头光是配合圆雕造像而雕刻的, 并不是想象中最初的原状。从现存的佛座看,与壁面连接很自然,壁面上看不出原有造像明显被凿毁的痕迹。因此,就洞窟现存状况看,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原有造像,也无法判断现存造像是否为后补的。这就需要考察洞窟本身的开凿年代与洞窟残留的圆雕造像年代。

  上层第3窟为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式。这是天龙山北朝以来洞窟形制的传统,但北朝窟内龛的设置都在壁面中间,龛也较深。唐窟则有显著的变化,一般通壁开龛,且龛形变浅。因此,上层第3窟通壁浅龛的形制无疑属于唐制。又天龙山北齐、隋代洞窟均有仿木结构的前廊,到唐代明显简化,如第6、15窟和第9窟天龙洞,一般不施立柱,前廊上部雕一道阑额,上承斗拱和撩檐枋,补间置驼峰。上层第3窟前廊属简化形式,仿木结构与前述唐窟基本一致。尤其是补间置驼峰三垛,其正面雕成忍冬纹图案, 与第6窟和第9窟天龙洞完全相同。上层第3窟三壁均为尖拱形龛,龛楣窄,其形制与东峰第4、6窟一致。西峰唐窟主要流行连弧尖拱形龛。由此可以判定, 上层第3窟最初开凿于唐代, 且与第4、6窟和第9窟天龙洞开凿年代相当。

  上层第3窟残存造像显示出天龙山唐窟造像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佛像宽肩细腰,肌体圆润,身着袒右式袈裟,衣纹凸起,袈裟紧裹双腿,显露腿形,这是天龙山唐窟常见的表现手法。从形体看,与东峰唐代诸窟佛像相似,而年代稍晚的西峰唐代第14、17、18、21窟佛像形体则更加丰满。又佛座上披覆布帛,并且显露出束腰佛座上缘的仰莲瓣, 有湿纱透体的质感,此特征与第6、12、21窟圆形束腰仰覆莲座一致。半跏菩萨是天龙山唐窟中常见的菩萨样式,上层第3窟的半跏菩萨颈下的项圈装饰忍冬纹,并垂有一短串饰,与其他唐窟一致,如第4窟东壁北侧半跏菩萨所戴项圈。总之,上层第3窟佛和菩萨像属于典型的天龙山唐代样式,且更接近于东峰唐代诸窟,与西峰诸窟相比则略有差别。因此,其开凿年代应与东峰唐代诸窟相当, 也就是说洞窟开凿的年代与上层第3窟残存造像的年代是一致的。这种现象就很难像田中氏解释的那样佛和菩萨造像是后来放置上去的, 但究竟为何没有直接依龛雕造佛像,则是难于解答的问题。

  关于天龙山唐窟的开凿年代,唯一可以参照的是唐景龙元年(707年)《大唐勿部将军功德记》开窟纪年铭,碑文记载:神龙二年(706年)三月,大唐勿部将军与内子乐浪郡夫人黑齿氏,在天龙山“敬造三世佛像,并诸贤圣,刻雕众相,百福庄严。冀籍胜因,圆资居住。暨三年八月,功斯毕焉……大唐景龙元年,岁在鹑首十月乙丑朔十八日□午建”。据笔者研究,此碑刻原属于天龙山第15窟, 镶嵌在窟外东侧碑形龛内。据此,将天龙山唐窟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洞窟包括东峰的第4~7窟和西峰的天龙洞, 开凿年代约在武则天执政时期(684~704年)。后段洞窟包括第11~21窟,开凿年代约为中宗至睿宗朝时期(705~712年)。由此可知,上层第3窟的开凿年代与东峰唐代诸窟相当,也约在武则天执政时期。

  根据旧图片所示造像的复位,可知上层第3窟的主尊造像题材为:一倚坐佛与二结跏趺坐佛组成的三佛题材。北朝晚期以来,倚坐佛已经成为弥勒下生成佛像的特有坐姿,故此三佛应是以未来弥勒佛为主尊的三世佛。在天龙山唐窟中属于三世佛题材的洞窟有第6、11、12、17、19~21窟,其东壁都是倚坐的未来弥勒佛,《大唐勿部将军功德记》明确记载“敬造三世佛”。可知表现佛法传承的三世佛题材是天龙山唐窟雕造的主题。不同的是上层第3窟以弥勒佛为主尊,更加强调了继释迦牟尼之后的未来世弥勒下生普度众生的作用。第9窟下层十一面观音身后左右侧两幅大型的高浮雕莲花化佛图中,其主干莲茎上雕左右并列的三世佛,其中尊亦为倚坐弥勒像。同时,第9窟上层雕造高7.55米的倚坐弥勒佛大像;第14窟正壁主尊为倚坐佛。这充分表现了弥勒净土信仰在天龙山的盛行。

  弥勒下生题材的流行与武后时沙门怀义、法朗造《大云经疏》,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一事密切相关。从武周时期开始,各地雕造弥勒大佛蔚然成风。太原为武则天故里,因而格外受到重视。唐显庆五年(660年)正月,高宗和武则天曾巡幸太原,礼拜童子寺大佛和蒙山大佛,大舍珍宝,敕令妆銮佛像。武后还曾将御容像供奉于太原崇福寺大殿中。因此,天龙山弥勒大佛的雕造以及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开凿,与武后热衷于造大佛、崇奉弥勒佛不无关系。

  1918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家关野贞根据地方志有关天龙山石窟的记载,在太原天龙山找到了石窟。同年12月,他在日本《建筑杂志》第384号发表的《西游杂信一》第二节中简单地介绍了新发现的天龙山石窟。1921年,关野贞在日本《国华》第375号杂志上发表了详细调查报告,将如此完好和精美的石窟造像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和广泛的关注。许多外国人纷纷前来天龙山考察石窟,如日本常盘大定(1920年)、瑞典喜龙仁(1922、1929年)、日本田中俊逸(1922年)等。其中田中俊逸的调查最为详细,参与此次调查的摄影者有北京东华照相资料行行主外村太治郎和行内技师平田饶,并出版了图录。根据田中氏的调查和出版的图录,可知1922年天龙山石窟造像保存基本完整,尚未出现被盗情况。

  最早记述石窟被盗的是常盘大定。1925年8月, 他委托日本庆应大学山西籍留学生赵青誉前去天龙山补拍相关图片时,发现已有部分洞窟造像遭到盗凿,感到十分惋惜,并拍摄了部分被盗后的图片附在《支那佛教史迹》一书中,专门注明拍摄时间为大正十四年(1925年),因此,可以确认盗窃活动始于1922~1925年8月之前。而吉恩·拉蒂格(Jean Lartigue)1923年10月所摄图片虽然很少, 但可以提供更为确切的时间,如其拍摄的第10窟东壁南侧菩萨头(图一七)、第14窟北壁西侧胁侍菩萨立像头(图一八)、东壁南侧菩萨立像头(图一九)、西壁南北两侧菩萨立像头(图二〇)均被盗,由此可知,对天龙山石窟造像的盗窃活动,在1923年10月前就已经开始,其始作俑者则是日本山中商会。

  (作者:李裕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文物》2019年第7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